叶挺飞机失事周恩来直言这是阴谋50年后主谋坦承：是的！

  1946年的4月8日，在我党的历史上，既是个好日子也是个刻骨铭心的坏日子。

  这一天，扣押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叶挺将军已搭乘专机，自重庆由西安中转，即将飞往革命圣地延安与党组织团聚。

  此时的延安，尽管下着蒙蒙细雨，却依旧抵挡不住人们火热的心情。人们急切盼望能一睹昔日这位策马扬鞭、驰骋北伐战场的赫赫名将。

  当日1时许，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同志等，都陆续到达东关机场迎候。延安百姓更是成群结队赶往飞机场，欢迎几位英雄，更希望一睹叶挺将军的风采。

  下午约2时许，延安上空的飞机引擎轰鸣声由远及近。欢迎人群的脸上立刻泛起了期待的笑容。

  然而，那高空的飞机声响不多久，又自近而远，渐渐地连声音也都听不到了。疑惑、焦虑与不安，笼罩着机场上每个人的心，人们抱着仅存的一丝希望，痴痴地等候在朦胧细雨之中。

  所有人的心头都预感到了这是一场凶险的航程；所有人在沉默中又并不愿意道破残酷的事实，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希望会有奇迹出现，迎回众人敬仰的叶挺将军。

  直到下午4点多钟，人群才在失望的氛围中慢慢散去。谁也不知道这趟航行，到底出了什么状况？谁也不愿意把事情往坏的方向去想。

  毛主席回到了王家坪，步伐也在惴惴不安中来回踱步，他不时地凝视着雾岭云空，又一根接着一根地猛吸着香烟。

  朱总司令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毛主席身边与毛主席一起分析、估计着种种可能。

  此时身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也是同样万分焦急，他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默默地等待着。

  每逢办事处的同志们走进来，他便急切地张望过去，想得到一点消息，每次却得到的却只有失望的等待。

  “可能天气不好，没能到了延安，在别的地方迫降了。”身旁的工作人员小声地宽慰着周恩来。

  按说，下午2时许，叶挺的飞机就会准时抵达延安的东关机场，可整整等了一下午，都没有飞机的任何消息，飞机到底去了哪里呢？

  没等来飞机的消息，周恩来同志已是五内俱焚，唯一能自我求得安慰的主要是因为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

  然而，渐渐地，跟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几乎慢慢的变渺茫。飞机如果还在飞行，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它机场，也都该早有了音讯……

  三天后，空难事故的消息传来：飞机在飞经山西兴县南海拔2000米的黑茶山时撞山失事。

  当周恩来得知叶挺将军飞机失事消息的一刹那，两道浓眉颤抖地拧在了一起，仿佛是一股锥心的刺痛狠狠地扎在了他的心头，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如纸，目光顿时陷入了长久的空洞无神。

  周恩来同志素以性格沉稳，行事稳重著称于世，面对相知相交数十年的革命战友的突然罹难，周恩来一时简直难以接受。

  叶挺年长周恩来两岁，在周恩来尚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叶挺就已经参加国民革命军，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来，并且在当年攻打桂系军阀莫荣新的黄皮径战役中一举击溃了四倍于己的敌人，叶挺也由此名声大振，升任为少校参谋等职务。

  黄皮径战役的第四年，叶挺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此后，在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的主持下，叶挺被分配到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参谋处长。

  也就是从这样一个时间段开始，周恩来开始与叶挺建立了无比深厚的革命友谊。1926年，叶挺受命率领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首先北伐，临行前，周恩来为好友叶挺践行，并嘱咐叶挺要“多打胜仗”，二人一番促膝长谈后，叶挺跨上了北伐的征途。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叶挺率领2000人的独立团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尤其是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斗中一战成名，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至武昌大战时，“铁军”之称更是声名大振，叶挺也被誉为“北伐名将”。

  叶挺独立团之所以赢得“铁军”的光荣称号，叶挺本人之所以被誉为“北伐名将”，这与广东区委对于独立团建团和作战的坚强领导是分不开的，更与周恩来的提携、教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叶挺本人，一直引周恩来为知己，始终不忘周恩来的知遇之恩。

  “四一二政变”后，反动派彻底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开始举起了屠刀大肆血腥地屠杀人，年轻的为了反抗顽固分子的暴行，遂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

  在南昌起义中，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前委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叶挺和贺龙、朱德、，是这次起义的四员战将。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为参谋长。

  起义的作战方案是起草的，周恩来看过后拿给贺龙和叶挺过目。叶挺看过这个计划，觉得各种安排十分周密，便什么也没说，将原件退了回去。

  那时几位将领初次合作，互相都不大了解。不明白叶挺为什么一言不发，不置可否，便去询问周恩来。

  周恩来听罢，笑着说：“哈哈，这就是叶挺嘛！他不做声，就是同意；如果他有意见，就会跳起来和你争论的。这是叶挺的风格。”

  南昌起义后，叶挺率部掩护周恩来等人向陆丰撤退，当时的周恩来身患恶心疟疾，叶挺始终悉心陪伴在周恩来身边不离不弃。患难时刻见真情，这也许就是革命先辈的纯洁友谊吧！

  此后的叶挺与张太雷等人发动了广州起义，并出任了工农红军总司令，但由于受到了王明等人的错误批判开始了飘忽不定的流浪生涯，直到后来全民抗战中的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扣押，自此周恩来与叶挺分离了整整五年。

  如今，抗战胜利了，叶挺在我党的努力下也取得了人身自由，久别重逢怎能掩饰得住周恩来内心的激动呢？回忆起当年共同为之奋斗的峥嵘岁月，时间宛如白驹过隙，周恩来的思绪也渐渐也被拉回了现实。

  可现实却是残酷的。原本以为结束了长达五年牢笼生涯的叶挺可以与自己继续干革命，到头来却因飞机失事一切都化作了泡影。

  周恩来伤感的眼神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

  当他的目光刚触及电文，浑身便颤抖了起来，那些跳跃在白纸上的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剧烈抖动；他的嘴角开始禁不住哆嗦；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

  渐渐地，他的眼角开始闪烁着强忍的泪花。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身旁的人们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大家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就这样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忍不住哭出声来，大家也都失声痛哭起来。

  可很快，睿智的周恩来敏锐觉察到，叶挺将军飞机的失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非常有可能是反动派的阴谋。

  只是因为当时国共尚在和谈阶段，我党为了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谈判能够顺顺利利地进行，不给留下借口，因此，新华社当时发布的消息中说“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

  彼时不方面公开直言，并不意味着周恩来心里的疑惑就此放下，周总理不仅没有放下这个历史的疑案，更是在1951年6月，在接见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时就曾直言不讳地对叶正大说：

  “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何会失事，过去说是飞机遇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能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

  叶将军被关了五年，可他一出狱就给党中央写信要重新入党。蒋介石是很生气的，老蒋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时间非常长，了解他的个性。

  他为排除异己，利用特务做手脚很容易的。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在机场迎接的人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飞机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了，这不是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从周总理对叶正大的这番话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周总理直言不讳地道出叶挺将军飞机的失事绝非偶然，而是系特务的蓄意破坏所致。

  二、叶挺被扣五年间软硬不吃，获释后即提出要加入中国，蒋介石断然不会“纵虎归山”，因此，以周总理对蒋介石的了解，蒋介石对叶挺必欲除之而后快。

  三、飞机当时已经飞临延安上空，连引擎声都能听得见，当时的延安也只是下了点小雨，并不有损飞机的正常起降，可飞机却直奔延安东北的黑茶山。

  首先就是一份关于顾逸之在《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中披露了叶挺乘坐的飞机失事的勘察回忆。

  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1946 年“四八”空难期间，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四八空难”发生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

  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很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的最终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

  第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始终没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当时在飞机残骸中还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不有几率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

  根据顾逸之勘察的报告，各种疑点全部指向了必定是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的不争事实。尽管这些都是在现场通过细致勘验后得出来的结论，严格意义上不具备事实法律效应，但也足以说明当时敌特对叶挺将军所乘坐飞机的事先破坏。

  问题就来了，既然顾逸之勘验后也得出了飞机没有人为爆炸痕迹的结论，那么，敌特又是怎样不留把柄地伪造一起空难的呢？

  根据现场勘查的迹象说明，唯一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即敌特以某种方式预先破坏了飞机的高度仪和罗盘。

  众所周知，飞机的高度和航向是保障飞行安全的关键性因素。当年叶挺等人乘坐的是美国C-47运输机，这款飞机的最高飞行高度也不过八千米左右，而平流层位于地表上空10~50km，也就是说，当年的飞机往往只是在平流层以下的对流层中飞行。

  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相对来说，平流层由于具备光线较好、气流稳定，鲜有飞鸟等客观优势，因此，对于飞机飞行来说非常有利。

  然而，美国C-47运输机并不能飞抵到平流层的高度，只能在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对流层内飞行，因此，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说，倘若遇上雨雾冰雹等恶劣的天气，飞机的高度仪和罗盘往往会决定着飞机的生死。

  尽管周总理的分析都是基于综合主客观事实作出的判断，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洞察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极为精准，而50年后，当幕后主谋主动坦承罪行时，叶挺搭乘的飞机坠机真相一切至此尘埃落定。

  原来，50年后，据当年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临终前讲述，叶挺等人的飞机失事实乃特务一手策划所致。

  1945年国共商国是之际，反动当局为了争取时间假意和谈，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所有的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

  1946年4月，我党鉴于形势恶化，遂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秘密送往延安，而此次的转移行动却被的军统特务盯上了。

  当时的王平虎明面上是空军调度科科长，实则是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运输机内大多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于是，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军统顶头上司。

  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后，为了破坏我党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我党的谈判，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军统特务就开始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策划。

  军统的头目首先找到了当时的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的目标都是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

  杜吉堂于是便召集了特务骨干，商议该采取何种方式，既干得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高度仪和罗盘，使飞机的高度紊乱，航向迷失，势必造成撞山坠机的假象，岂不是万全之策？

  杜吉堂听到后脸上泛起了邪恶的笑容。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

  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飞机上午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从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

  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比较影响飞机的飞行，但四名美国机组成员都有着3000多个小时的飞行经验，只要飞机本身不出问题，凭借着他们自身的丰富经验，安全将机上成员全部送抵延安绝非难事。

  可坏就坏在此时杨耀武放的偷偷安装的磁铁开始发挥作用，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

  在导航系统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的同时，飞机的高度表也出现了故障，飞机在能见度非常低的情况下不断下降，即便经验再丰富的美国飞行员，也难以凭借肉眼来辨识高度。

  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非常低，尽管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可当美军飞行员发现这一切之际，早就为时已晚，飞机重重地撞在了黑茶山侧峰巨石之上，伴随着一阵轰鸣的巨响，飞机当场炸失事坠毁。就这样，搭载着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蓄意的阴谋下发生了“事故”。

  “黑茶山空难”发生后，沿途的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叶挺等人烈士的灵柩，灵柩过处，数以万计的当地百姓跪伏道上，拦路吊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他们感慨地说：“和平停战，就是这些恩人给老百姓办的好事，然而，他们却不幸遇难了真是老天没长眼啊”。

  当前来送葬的1500多人，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走过了一水又一水，经过贺家湾时已是午夜11时。运送灵柩的人们却突然惊奇地发现，一位老婆婆带着两个小女孩提着酒、捧着供品，在瑟瑟寒风中伫立街头足足等待了两个多小时。

  她们只为再最后目送英雄们最后一程；再给英雄们上上一炷香，烧上一沓纸，只愿天堂英雄们安息！

  谨以此文纪念叶挺将军，以及在革命事业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向你们致以最隆重的敬意！

  本文参考文献资料来源于解放网《“四八”空难：六十年的怀念与记忆》；顾逸之《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顾逸之系原“黑茶山空难”侦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