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鸿文，河北保定人，1923年9月生，党员。1940年9月参加工作；1957年10月调到包钢工作，历任白云铁矿党委副书记、白云铁矿矿长、包钢生产处处长、矿革委会主任、白云铁矿党委书记兼矿长、包钢常务副经理等职；1983年任包头稀土研究院党委书记，1991年离休。
马鹏起，江苏泰州人，1936年10月生，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2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放射化工专业，同年被分配到包钢冶金研究所工作，1963年转入冶金工业部包头冶金研究所。历任湿法冶金研究室负责人、包头稀土研究院副院长和院长、包头钢铁公司总工程师、中国稀土学会常务理事、湿法冶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88年被聘为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稀土专家组资源组组长。著有《稀土报告文集》。
熊家齐，湖北麻城人，1937年2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0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冶金系，同年被分配到包钢704厂，1963年调入包头冶金研究所。曾任湿法冶金研究室主任、情报室主任、中国稀土学会《稀土》杂志主编等职，还曾兼任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国家计委稀土专家组成员等职。1995年，以副主编的身份出版《稀土》一书。
徐来自，福建福州人，1937年11月生，党员。1962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并被分配到包头冶金研究所。1962—1983年期间先后从事磁学测量研究、稀土永磁材料研究和磁路设计的工作，1975年6月任包头冶金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先后研制成功稀土磁体可控硅脉冲磁场充磁装置和稀土磁体的可控硅脉冲磁场式退磁曲线与磁滞回线测量装置。学术著作有《物理学基础新论》《波动统计力学及其隐参数理论》《统计物理学》《量子论》等。
杨万喜，内蒙古包头人，1943年6月生，党员，高级工程师。历任包头市计委公交处处长、市科委综合计划处长、市稀土高新区副主任、市稀土办公室主任，现任包头市稀土专家组常务副组长和市老科技工作人员协会副会长。
康世存，内蒙古包头人，1963年9月生，党员。1985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现任包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安四虎，内蒙古乌兰察布人，1963年4月生，无党派。2016年10月任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稀土和高新技术产业局局长，2018年5月任包头市工商联主席。
杨占峰，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人，1963年9月生，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现任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金属学会和中国钢铁协会冶金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池建义，北京人，1963年11月生，党员。1988年6月参加工作。现任包头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所科学技术合作处处长。
1927年，我国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矿床（铁矿）；1934年，丁道衡的同学、著名矿物学家何作霖在分析白云鄂博的矿石时发现了稀土矿。但是当时国家处在战争时期，没有条件去开发它。解放后，为加快发展国民经济，党中央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包钢就是“一五时期”由中央确定、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9年周恩来总理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标志着包钢正式投入了钢铁生产。
随着钢铁的生产，大量的矿石被开采出来，怎么样处理矿石中所含的大量稀土成为了当时的难题。
1963年4月15日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冶金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前门饭店联合召开了关于“包头市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会议（简称“第一次4·15会议”），专门讨论白云鄂博矿的开发方针。在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专家们就先发展稀土还是先发展钢铁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最终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冶金工业部分别给党中央写了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将此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1964年4月，视察了白云鄂博矿，了解到白云鄂博矿是共生矿，拥有丰富的资源，于是他告诉包钢的领导“你们要很好地利用此矿，把有用的东西都要利用起来”。
1965年，《毛主席语录》上发表了“综合利用很重要，要注意”“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这是对资源的综合利用发出的政治指示；同年4月15日，在包头市召开了第二次关于“包头市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会议（简称“第二次4·15会议”），会上确定了“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开发方针。包钢即以此为指导方针投入了生产，以铁为主是因为钢铁生产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稀土的分离、提取还存在着许多的技术性问题，故稀土应加快以科研促开发，要把稀土产业不断地建立起来。
1958年与1960年，元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两次来包头视察。苏联专家撤走以后，稀土资源就摆在这，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稀土是干什么用的。当时中国缺乏很多国防金属元素，像镍、钴、铬都是军工所必需的新材料但又很缺乏，而之前苏联帮着勘探以及以后我国自己进行勘探都发现包头有上亿吨储量的稀土，所以人们就想着把稀土用到国防工业上。于是国家就决定在包头建一个国家级的冶金研究所，这就是后来的稀土研究院的前身。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很佩服，在大家都还不知道稀土是干什么用的时候，党中央就决定建立国家级的研究所先去研究它。
因为包头稀土产业的发展在前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且有了人才队伍，“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包头稀土产业的发展重新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随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科学院院长方毅同志七下包头抓包头稀土研究的技术攻关，还连续8年在包头组织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每次会议都有100多家单位的200—300名代表参会。这个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中科院、冶金工业部联合召开的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把全国的有关稀土方面的科研力量都集中起来了。大家每年到当年的会议上领取任务、到第二年会议召开时到会议上汇报任务的完成情况，在这8年中攻克了国外传统的稀土提取技术并进行了自主研发。方毅同志到我们稀土研究院看见我们的设备很落后、又了解到我们没钱买设备，于是又专门向同志做了汇报，给我们批了60万美元的经费用于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稀土分析检测设备。
1989年，中国科学院有个研究员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稀土谷》，就如美国的硅谷一样。当时内蒙古的科委主任李铁生看到了这篇文章后就到包头，对当时包头的市委书记张灿公、市长王凤岐、科委主任高永生一起研究我们包头能否建立“稀土谷”，然后就组织我们起草了一个开发区的规划，我牵头组织稀土研究院撰写科研规划，园区规划由市科委负责完成，主要负责人是杨万喜。1990年，开发区开始建设；1992年11月，“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挂牌，这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当时全国117个国家级高新区中唯一冠有“稀土”专业名称的。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之后，包头的稀土产业进入了一个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时期。
1992年，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谈到了“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随后稀土产业开始在国内大发展。当时国务院成立了稀土领导办公室，后来将稀土领导办公室放在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国家稀土专家委员会，项目审定、重大决策规划等事务均由稀土专家委员会负责，当时包头的马鹏起、熊家齐都是稀土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后来又成立了全国稀土行业协会和全国稀土学会。稀土行业的体制逐步健全，既有人管理、也有人做事。
1992年，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国务院批准成为唯一冠名“稀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1999年同志来到包头视察并专门题了词——“搞好稀土开发应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年内蒙古稀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根据党中央精神组织并且开展了稀土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工程建设。
2001年，国家批准包头稀土研究院成立了“国家级稀土冶金及功能材料工程研究中心”。1999—2000年，包头市先后有13项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和推进项目和大型装备制造项目得到了国家支持，总共获得国家资金投入12262万元。2011年，国务院还专门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5年，国家实施稀土产业升级战略，国家在3年内给予包头市7亿元的资金支持。
2014年年初，习在内蒙古调研时，谆谆告诫我们要走出简单“挖煤卖煤、挖土卖土”的传统发展方式；2018年3月，习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又指出内蒙古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盯着“羊煤土气”。这都是给内蒙古“量身定制”的行动纲领，为了贯彻落实习讲话精神，我市提出了实施稀土产业提升行动，推动稀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